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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滸:武周“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的發現與考釋

原題目:朱滸:武周“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的發現與考釋

武周“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的

發現與考釋

朱滸

(華東師范年夜學美術學院,上海,200241)

[摘要]

2016年事末,寧夏吳忠市發現一枚武周期間魚符,其銘文為“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經考據,其年月在光宅元年(684年)與天授元年(690年)之間,其用處為朝廷征調右豹韜衛懸泉府戰士的兵符。此魚符為繼唐碎葉故城“石沙陁”龜符以后發現的第二件唐朝左、右豹韜衛符契,具有主要的汗青與文物價值。

[要害詞]

唐朝魚符 武周豹韜衛 懸泉府

1、此魚符的發現

2016年事末,筆者應中國貨幣學會之邀在寧夏吳忠市齊心縣查詢拜訪西夏貨幣的窖藏環境,無意中得知本地村平易近在掘土中發現了一截魚形銅件,背后有一陽文“同”字突出。憑仗對學術的敏感,筆者初步認為此枚銅魚為唐朝魚符,其銘文為“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此魚符為繼吉爾吉斯斯坦唐碎葉故城發現“石沙陁龜符”以后的第二件唐朝左、右豹韜衛符契,為國內初次發現,具有主要的汗青與文物價值。

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 魚符 筆者藏

吉爾吉斯斯坦唐碎葉故城發現之“石沙陁龜符”

此魚符2016年底出土在寧夏吳忠市齊心縣,青銅質,魚嘴微分,并有圓形穿孔,尾殘,殘長43.3毫米,寬16.4毫米,厚5.4毫米,重14.5克。一面鑄有兩道腮紋、背鰭和魚鱗;一面鑄有陽文突出的“同”字,從右上至左下順次鑿有陰文的“右豹韜□懸泉府第二”銘文。此中“豹”字下方的文字雖有所殘損,但從其殘留的偏旁看,可以定為“韜”字。“韜”下方的文字固然隨魚尾缺掉,但遵照同類魚符的上下文關系可推知掉字為“衛”無疑。另,魚腹部陰刻有“合同”二字,保存右邊一半。(圖1)遵照唐朝符契規制,可知此魚符當有“同”字陰文的另外一半存在,方可組成完全信息。綜上,我們可初步認定這一魚符為唐時豹韜衛懸泉府所利用的符契中的左符。

關在唐朝魚符、龜符的研究,學術界早有存眷,但整體上對其研究其實不深切。清朝乾嘉期間學者瞿中溶著有《集古虎符魚符考》[1]一書,開此類研究先河。自晚清平易近國,一些主要的金石保藏家如陳介祺[2]、羅振玉[3]等致力在保藏、著錄歷代符牌,此中就有相當大都量的魚符和龜符。此中羅振玉在平易近國初年出書的《歷代符牌圖錄》為此類保藏的集年夜成者,著錄有唐朝魚符17枚、龜符4枚,《歷代符牌圖錄后編》又別離補充了2枚魚符和2枚龜符。王國維、馬衡等學者也曾涉足符牌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后,對唐朝魚符、龜符的研究首要從考古發現和軌制史兩個角度睜開。前者首要有《新疆焉耆漢—唐古城出土唐龜符》[4]、《蘇聯尼古拉耶夫斯克遺址出土的魚形青銅信符》[5]等文章,另外散見在部門博物館圖錄與報刊,如《中國文物報》表露過“九仙門外右神策軍”魚符[6]。從唐朝符契軌制角度對其進行的研究較多,有尚平易近杰《唐代的魚符和魚袋》[7]、張春秀《關在“魚符”與“魚袋”的幾個問題》[8]等,另孟憲實《唐碎葉故城出土“石沙陁龜符”初探》[9]從一個主要個案動身,對碎葉城出土龜符的軌制、意義進行了考據。本文擬在前人根本之上,對新發現的“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進行表露,并就其相干問題做出考釋,懇請列位方家學者攻訐斧正。

2、此魚符的年月

此“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為青銅質,其形制同唐朝其它魚符一致。然考其具體年月,當將其置入隋唐期間符契成長脈絡中,并連系隋唐期間“左、右豹韜衛”設置的時候加以綜合審閱。

起首,隋代是魚符軌制的草創期。《隋書·卷二·高祖紀下》載開皇九年潤四月,“丁丑,頒木魚符在總管、刺史,雌一雄一”[10];迨至開皇十五年,則“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11]。惋惜的是,隋代魚符的什物迄今未見,而隋代虎符卻時有發現。《歷代符牌圖錄》中錄有十枚隋代虎符,數目僅次在漢。另,中國人平易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有一件完全的隋代銅虎符,1974年在甘肅莊浪縣陽川公社葫蘆河南岸曹家塬出土。由此不雅之,隋代魚符與虎符并行,魚符僅為官員身份的標示,而不具有虎符的調兵功能。

唐朝壁畫

其次,武德元年(618年)至天授元年(690年)為唐朝魚符軌制的成熟期間。《舊唐書》載,武德元年“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頒銀菟符在諸郡”,“九月乙巳,親錄階下囚,改銀菟符為銅魚符”。[12]從此可知,唐高祖李淵將銀兔符、銅魚符替換了竹使符。銀兔符僅僅利用了短短五個月的時候。從漢時起,虎符和竹使符的分工就有所分歧,《后漢書·杜詩傳》:“舊制出兵,皆以虎符,其馀徵調,竹使罷了。”[13]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漢出兵用銅虎符。和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遂為銅魚符以珮之。”[14]這里張鷟已將魚符和虎符混為一談。

唐代的魚袋

乾嘉學者瞿中溶猜測以兔替虎的緣由是“十二獸方位寅為虎,而卯為兔。因避虎,乃改用其次之獸,以兔易虎耳”,[15]甚確。而從武德元年九月起,李淵將虎符、竹使符、銀兔符、隋魚符等符契同一改成魚符,唐朝魚符也就兼具上述符契的分歧功能。

再次,天授元年至神龍元年(705年)間,魚符被龜符代替。這一主要的事務數次見諸唐朝史乘,《舊唐書?輿服志》載“天授元年九月,改表里所佩魚并作龜”[16],《舊唐書?武則天本紀》有近似記錄。《唐會要》記錄此事更位詳實:“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表里官所佩魚為龜。”[17]至在武則天改魚符為龜符的緣由,張鷟在《朝野僉載》注釋是:“至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18]張鷟糊口在從高宗到玄宗的時期,是武周政權的親歷者,也見證了年夜唐的復辟,他對這一事務的理解應當是正確的。

武則天《升仙太子碑》

第四,神龍元年李顯復位以后,進行了諸多鼎新,其一主要行動就是將龜符再次改成魚符。當時間有神龍元年和神龍二年兩種說法。孟憲實據《舊唐書·中宗本紀》認為“神龍元年二月恢復的可能性最年夜”[19]。

經由過程以上闡發,可知前揭“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只可能存在在兩個期間,其一是武德元年至天授元年之間,其二是神龍元年以后。左、右豹韜衛系武則天時期由左、右威衛更名而來,神龍元年恢復古名。據《唐六典》,左、右威衛首要負責皇帝年夜朝會期間的儀仗和皇城的東、西兩面的“助鋪”,并在“光宅元年(684年)改成左、右豹韜衛,神龍元年復為左、右威衛。”[20]由此不雅之,左、右豹韜衛名稱利用的時候唯一從684—705年的21年時候,這就解除了該魚符建造在神龍元年以后的可能性。

鑒在此,我們可認為“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建造的年月必然在光宅元年與天授元年之間,即公元684-690年,其年月定為武周更加適合。

唐朝描金石雕軍人俑 國度博物館 樂藝會資料

3、此魚符的本能機能

前文提到,唐朝魚符是隋代虎符、竹使符和魚符的替換品,是以兼具三者的本能機能。《舊唐書·職官志》將其歸納為兩類,其一是“銅魚符”,其二是“隨身魚符”,以示區分:

凡國有年夜事,則出納符節,辨其擺布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征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獎懲。魚符之制,王畿以內,左三右一;王畿以外,左五右一。年夜事兼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佩覺得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21]

起首,“銅魚符”條中,“起軍旅”的本能機能應來自虎符,為中心遣將調兵的憑信。“易守長”,即外放官員的任奪職能應來自“竹使符”。這兩個本能機能在《舊唐書》中已合二為一。其次,“隨身魚符”條中,“明貴賤”的本能機能則較著來自隋魚符,即五品以上官員的身份意味。“應征召”則還一層寄義,首要指應詔入宮,進入宮門的身份證憑信。

右領軍衛道渠府第五 魚符

從清朝、平易近國金石學家的著錄和新中國與中亞、蘇聯等地考古發現中的魚符看,兩者除陰刻的銘文有區分以外,外形均十分類似。一些魚符上刻有唐十六衛和折沖府的名稱。折沖府是唐朝府兵制下層組織軍府的名稱,分屬十六衛所轄,其軍力的征調需憑仗朝廷公布的銅魚符和敕書。《歷代符牌圖錄》中錄有一枚“右領軍衛道渠府第五”魚符[22](圖2),可知此符為朝廷征調道渠府戰士的憑信,承載“起軍旅”的本能機能。本文所揭“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的銘文與“右領軍衛道渠府第五”魚符彼此印證,功能亦不異。我們還可知懸泉府曾為右豹韜衛所轄,為研究唐朝折沖府與十六衛的關系增添一新的證據。

唐朝壁畫

一些魚符刻有“某州”、“某州傳佩”或“某州刺史傳佩”字樣,應為“易守長”用處的魚符。如《歷代符牌圖錄》中的“潭州第一”[23]、“朗州傳佩”[24]、“同州刺史傳佩”[25]魚符。新任官員持此類魚符到履職地址,勘驗無誤后方能就職。還一些魚符刻有唐朝宮門的名稱,如《歷代符牌圖錄》中的“凝霄門外左交”[26]、“嘉德門內巡”[27]魚符等,可以必定其為攜帶者出進宮門的憑信。

從什物看,魚符具有高度的防偽性。魚符上有兩處可以勘驗信息的標識表記標幟,一為陽文突出“同”字與陰文凹陷的“同”字是不是相合,二為魚腹部陰線刻的“合同”半字是不是相合。在信息高度不發財的古代,試圖利用捏造的魚符調動戎行、任免官員或進出宮門幾近是不成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沒有鏨刻利用者的名字。《新唐書·車服志》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擺布,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28]這注解,凡刻有利用者名字的魚符要被收受接管,而不刻名字的魚符則可以“傳佩相付”,其行用規模要更廣。

武周龜符固然數目不多,但刻有利用者姓名的比例卻相當高。《歷代符牌圖錄》和厥后編中收錄的五例龜符,就有兩例刻有人名,別離是“云麾將軍阿伏師奚纈年夜利發第一”龜符[29]和“右玉鈐衛索葛達干檜賀”龜符[30]。唐碎葉故城發現的“左豹韜衛翊府右郎將員外置石沙陁”龜符[31]也帶有人名。筆者在魚符中發現刻有具有者姓名的例子唯一蘇聯尼古拉耶夫斯克遺址出土的一例,為“左驍衛將軍聶利計”[32]。從以上四例可猜測,龜符或魚符上刻名姓名者多為胡人將領。

唐朝壁畫

4、此魚符的意義

“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魚符的發現具有主要的文物和學術價值。

起首,該魚符為“左、右豹韜衛”魚符的初次發現。“左、右豹韜衛”作為武周期間十六衛中的主要兩衛,以往與之相干的文物首要見在唐朝西域文書上的鈐印,如“左豹韜衛弱水府之印”[33]。最近幾年在碎葉城發現的“左豹韜衛翊府右郎將員外置石沙陁”龜符,已被孟憲實傳授證實為“對理解唐代魚符之制,意義重年夜”[34]。(圖3)此龜符刻有人名,為隨身魚符;而此魚符為調兵的兵符,其功能雖異,意義卻一樣主要。

其次,為唐朝折沖府“懸泉府”的存在又增添一主要左證。《新唐書·地輿志》中記錄的折沖府數目固然已逾四百,但仍有很多疏漏。顛末近百年來學者的辛勞考據和補充,今朝已跨越了七百。[35]該魚符銘文中呈現的“懸泉府”,歸屬隴右道沙洲,位在今敦煌四周,未見《新唐書·地輿志》收錄。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四周的祁連山中發現了帶有“懸泉府主帥張思直”[36]銘文的摩崖石刻。一些敦煌遺書中還“懸泉府主帥”、“懸泉府校尉”、“懸泉府別將”的記錄。[37]有學者認為唐“懸泉府”得名在漢“懸泉置”,[38]李正宇猜測“懸泉府地點未詳,或覺得在今瓜州縣鎖陽城鎮西北破城子。”[39]

阿勒泰地域突厥石人,國度博物館藏

樂藝會資料

再次,魚符出地盤流露了左、右豹韜衛與武周期間西北軍事地輿之關系。魚符出地盤點為寧夏吳忠,唐朝稱靈州,為黃河上游地域主要的交通關鍵和軍事要地。帶有“懸泉府”銘文魚符在靈州的發現,年夜致可推知右豹韜衛懸泉府戰士曾被征調到靈州一帶。前文提到左豹韜衛所轄有弱水府,據內蒙古烏審旗納林河鄉張馮畔村郭梁社墓群1號唐墓墓志,主人李操曾任唐朝“隴西郡甘州弱水府別將”[40],可知弱水府位在今張掖(甘州)一帶。而懸泉府位在敦煌,在弱水府之西,卻屬右豹韜衛所轄。石沙陁龜符發現地遠至碎葉城,更在懸泉府之西,卻又重歸左豹韜衛所轄。上述信息流露了武周期間朝廷頻仍用兵在西域地域,左、右豹韜衛轄有河西走廊的多個折沖府,為其供給了兵源支持。

唐朝壁畫

另,檢校史乘和《全唐文》等材料,在武則天期間任右豹韜衛年夜將軍有閻知微[41]、獨孤卿云[42],右豹韜衛將軍有契苾光[43]、何迦密[44]、烏薄利[45]等胡漢將領。此魚符是不是上述人物有關,還待進一步具體考據。

作者簡介:朱滸,美術學博士,北京年夜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后,現任華東師范年夜學美術學院副傳授,碩士生導師,晨暉學者,《中國美術研究》(CSSCI集刊)編纂部副主任。研究標的目的:美術考古。

[1] [清]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2]冀亞平、曹菁菁:《陳介祺藏古拓本選編?青銅卷》,浙江古籍出書社,2008年版。

[3]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

[4]何休:《新疆焉耆漢—唐古城出土唐龜符》,《文物》1984年第10期。

[5] [蘇]Э·В·沙夫庫諾夫 著,步平譯:《蘇聯尼古拉耶夫斯克遺址出土的魚形青銅信符》,《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6]田茂磊:《唐朝銅魚符》,《中國文物報》2010年3月3日第8版。

[7]尚平易近杰:《唐代的魚符和魚袋》,《文博》1994年第5期。

[8]張春秀:《關在“魚符”與“魚袋”的幾個問題》,《蘭臺世界》2014年第3期。

[9]孟憲實:《唐碎葉故城出土“石沙陁龜符”初探》,載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10輯),科學出書社2015年版。

[10]《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11]《北史·卷十一·隋本紀·高祖文帝》。

[12]《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13]《后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

[14] [唐]張鷟:《朝野僉載》補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8頁。

[15] [清]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清同治十三年刻本,第18頁。

[16]《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

[17]《唐會要·卷三十一·輿服上》,上海古籍出書社1991年版,第676頁。

[18] [唐]張鷟:《朝野僉載》補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8頁。

[19]孟憲實:《唐碎葉故城出土“石沙陁龜符”初探》,載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10輯),科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82頁。

[20]《唐六典·諸衛卷第二十四》,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21頁。

[21]《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志》。

[22]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47頁。

[23]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45頁。

[24]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44頁。

[25]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43頁。

[26]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40頁。

[27]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39頁。

[28]《新唐書·卷二四·車服志》。

[29]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48頁

[30]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中國書店1998年版。第95頁。

[31]孟憲實:《唐碎葉故城出土“石沙陁龜符”初探》,載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10輯),科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81頁。

[32] [蘇]Э·В·沙夫庫諾夫 著,步平譯:《蘇聯尼古拉耶夫斯克遺址出土的魚形青銅信符》,《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作者認為此魚符為唐朝或渤海國遺物,實應為唐物。

[33]此為斯坦因三區四號墓所出文書中的別的一方官印,即《唐景龍三年九月西州都督府承敕奉行等檀卷》(Or.8212/529)所鈐“左豹韜衛弱水府之印”。

[34]孟憲實:《唐碎葉故城出土“石沙陁龜符”初探》,載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10輯),科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89頁。

[35]劉志華:《隋兵府、唐折沖府補遺》,《檔案》2015年第10期,第49頁。

[36]吳浩軍、李春元:《肅北年夜黑溝摩崖石刻考釋》,《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第80-82頁。

[37]見敦煌遺書P.3899《唐開元十四年(726)沙州敦煌縣勾征開元九年懸泉府馬社錢檀卷》條與敦煌遺書 P.3841《唐開元二十三年(735)沙州管帳歷》條。

[38]張沛:《唐折沖府匯考》,三秦出書社2003年版,第242頁。

[39]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新文豐出書公司(臺北)1998年版,第93頁。

[40]師水兵、加純華:《榆林市出土唐朝墓志的文化學闡釋》,《榆林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41]見《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三·四裔考二十·突厥中》:“遣右豹韜衛年夜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年夜赍金帛,送赴虜庭”。

[42]見《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二》:“右豹韜衛年夜將軍贈益州年夜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銘”。

[43]見《舊唐書·傳記第五十九》:“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為苛吏所殺”。

[44]見《資治通鑒·唐紀二十二·卷第二百零六》:“癸未,以右金吾衛年夜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年夜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

[45]見《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一》:“冠軍年夜將軍行右豹韜衛將軍員外置檢校源州都督良鄉縣建國男烏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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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登載在2018年《形象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18年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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